（明穆宗朱載坖 畫像）
如果說，明朝歷史上最好對付的皇帝是性格溫潤平實的穆宗皇帝朱載坖，那麼最不好對付的皇帝，想來就應該是穆宗皇帝的兒子，萬歷皇帝。
但如果說萬歷皇帝是最不好對付的，難免會激起一部分讀者的反對，因為有明以來的皇帝，似乎都不怎麼好對付，何以把萬歷皇帝朱翊鈞推到首位呢？
誠然，作者有著自己的理由。
太祖朱元璋對臣下十分嚴苛，曾經轟轟烈烈地借「洪武四大案」發動政治清洗，把將近八萬多大臣送上了西天。
成祖朱棣雄才大略，當年以北平一城之地發動靖難，結果以弱勝強，以少勝多，造就了中國軍事史上的奇跡。
中期的世宗朱厚熜，即嘉靖皇帝，尤其擅長太極政治，講究「政令不由己出」，瘋狂地挑唆大臣相互內斗，然后坐享其成。
相比之下，萬歷皇帝性格溫和，甚至還有點懦弱，不管怎麼看，都應該要比朱元璋，朱棣之流要好對付。
（明太祖朱元璋 畫像）
不過，身為帝王，他雖然沒有過于強硬的性格和手段，但卻有著前輩們無法擁有的致命武器，而這個致命武器的名字就叫做：懶。
在積累總結了多年的政壇經驗，以及經歷了多年來受制于臣的執政生涯之后，這位大明王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十分深刻地明白了一個道理，明王朝最大的敵人，不是倭寇，不是胡虜，不是匪患，不是遼東的女真人，而是朝堂上這些大臣們。
而對付這些大臣們的最好辦法，不是像高皇帝那樣舉起屠刀，也不是像嘉靖那樣用盡心思，而是消極對抗，晾著他們。
這不能怪皇帝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，臣子們的確是有些太過分了。
萬歷皇帝于隆慶六年，公元1572年登基，那一年，皇帝只有十歲。
沖齡踐祚的小皇帝沒有能力獨自處理國家政務，所以皇帝人生中的前十年，是在宮中學習和成長，而無法接觸到權力的十年。
真正魁柄獨持，說話算數的，是內閣首輔張居正。
所以說是「名相」張居正，倒不如說是「權臣」張居正。
張大人所攬之權，不是統領百官的臣權，而是治理國家的大權，是皇帝的大權。
我們必須承認，擁有權力，是張居正報效國家的一種前提條件，但張居正的掌權，即代表了萬歷皇帝的失權。
張居正當皇帝的家，做皇帝的主，使萬歷皇帝登基伊始就飽嘗了失去權力的機會。
（張居正 畫像）
我想，萬歷皇帝對張居正的情感，應該是復雜的。
一方面，張居正是一國之宰輔，對得起自己的地位，一生之中，有半生時間都在肝腦涂地的報效國家，王朝在張居正的手里逐步提升，很快有了中興之景象。
但另一方面，失去權力的萬歷認為張居正的大權獨攬，是對主上，對帝王的一種深深的蔑視，所以在張居正死后，萬歷皇帝立刻開始對他進行了清算，包括革去其在位時的諸多功名，以及廢黜「張居正變法」的大多數內容。
只有等到張居正死了，皇帝才敢把心中的怨懟發泄出來。
可以見得，張首輔在皇帝的心中，恐怕是一座永遠難以逾越的大山，難以忘懷的陰影。
所以在萬歷十年，公元1582年張居正去世，萬歷可以掌握權力后，皇帝立刻，馬上，乃至于開始馬不停蹄地收攏權力，希望自己變成一個政由己出，大權獨攬的帝王。
皇帝認為，雖然自己沒有辦法戰勝張居正，但好在張居正已經死了，既然張居正已經死了，那麼從此之后大明就是自己說了算了。
然而，盤根錯節，樹大根深的大明文官集團很快給皇帝上了一課。
文官們上管天，下管地，可以說是把萬歷皇帝管得死死的。
別的不說，文官們就連皇帝的立儲問題都要插手。
皇帝最為寵愛的妃子，是貴妃鄭氏，鄭氏育有一子，為福王朱常洵。
（朱常洵 形象）
萬歷皇帝愛屋及烏，想要把朱常洵立為儲君，但卻遭到了文官集團們的強烈反對。
文官們以祖制為依據，指出朱常洵并非嫡子，而且也并非長子，沒有資格繼承皇位，由此開始猛烈地抨擊萬歷皇帝不守規矩的行為，并且在各種情況下干預皇帝的立儲動作。
皇帝和大臣們的矛盾一觸即發，皇帝鐵了心的要立朱常洵為太子，大臣們也豁出去了，只要不死，絕對不能讓皇帝得逞。
從某種角度上來說，這已經不僅僅是立儲問題的爭端，而是皇帝和大臣之間的角力，是皇權和臣權的「掰手腕」。
這場權力之爭持續了將近三十年的時間，實在可以稱之為漫長。
這期間，共逼退內閣首輔四位，部級官員十余人，京官以及地方官員三百多位。
數不清的文臣武將被卷入其中，一百多人遭到罷官貶職，發配廷仗，但即便如此，事到最后，皇帝還是失敗了。
多年時間，皇帝試過了各種各樣的辦法，諸如和大臣們激烈的爭吵，采用強硬的手段來處理大臣，甚至低眉順眼地懇求大臣，他都試過了，但沒有一個奏效的。
最后，皇帝終于妥協了，福王朱常洵沒有被立為太子，在大臣們的制約下，和皇帝寶位擦肩而過。
也就是在這個時候，萬歷皇帝終于明白了一個道理，那就是：
雖然死掉了一個張居正，但千千萬萬個新的張居正又站了起來。
（大明文官）
自己陷入了大明王朝文官政治的怪圈，大臣們擅結黨羽，沆瀣一氣，結成龐大的文官集團，而自己是孤立無援的皇權代表，將會永遠的在他們的淫威之下沉淪。
在想明白這一點之后，萬歷皇帝對大明朝堂，對政治產生了一種極深的失望情緒，而這種失望情緒又很快演變成了一種消極厭世的態度，于是，皇帝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漫長的一次罷工。
具體的時間，是萬歷十四年，公元1586年，九月十六日。
從這一天開始，萬歷皇帝不再上朝，不再召見大臣，不再批復奏疏，不再處理王朝中發生的任何一件事兒。
他開始三十年如一日地在悠悠的紫禁城中蟄伏，休眠。
在這期間，無論文官們如何央求，如何抱怨，乃至于對他進行攻擊和謾罵，他就像是一粒砸不扁，泡不透，燒不壞的鐵豌豆一樣，始終不聞不問，無動于衷。
文官們雖然能積極地在政務上影響皇帝，但那只是在朝堂上。
離開了朝堂，他們就成了下人，所以他們就算十分著急，也不敢擼胳膊挽袖子從后宮里把皇帝拽出來。
所以，回到文章開始作者提出的那個觀點，這樣一個懶惰的，掛機的，不上班的萬歷皇帝，實在是有明以來最難對付的帝王。
（明神宗朱翊鈞 畫像）
作為帝王，他的唯一工作就是治理國家，而他如果不工作，國家肯定要出亂子。
而這個亂子，又以「人滯于官，官曹空虛」最為嚴重。
這句話的意思是，由于皇帝罷工，明王朝的官員任免工作面臨著大面積的癱瘓。
從中央到地方，該升職的不能升職，該離職的不能離職，該增補的不能增補，該調任的不能調任。
原因無他，因為官員任免是皇帝的專有職務和權力，皇帝如果不去進行任免，誰也不敢代替他去做。
明王朝的人事系統出現了這樣的危機，有些長期任職不能得到妥善安排的官員，等不到皇帝的批復，紛紛自行離退，結果政務系統中的官員們越來越少，以至于到了無人可用的地步。
到萬歷四十七年，公元1619年，京師九部之中，只有戶部和通政司有部長，刑部和工部的部長（尚書），由其它部門的官員兼職，兵部，禮部，吏部這三個部門既無尚書，也無侍郎，更無主事，偌大的辦公場所只有公章，不見人影。
大理寺和都察院的情況更為凄慘，非但一個能用的人都沒有，連辦事兒用的公章也早就弄丟了。
出現這樣的情況，我想萬歷皇帝應該并不著急，而是很滿意。
因為這件事兒從頭到尾，都是皇帝一手策劃出來的對文臣們的報復。
你們不是要我聽話麼？你們不是干涉我治理國家麼？
你們不是要忤逆我的旨意麼？你們不是什麼都要由你們說了算麼？
好！現在我不上班了，大明由你們說了算了！
嗚呼哀哉，真是個可憐的萬歷皇帝，他居然只能用這種「傷敵一千，自損八百」的方式來發泄自己心中的不滿。
或許，這才是帝王的常態吧。
（帝王的孤獨）
人們總是把皇帝的生活想象得太過美好了，認為皇帝想要什麼就有什麼，想做什麼就可以干什麼，但實際上，皇帝的日子，通常是是由不得自己的，并且十分乏味和枯燥。
萬歷不上朝的三十年里，恐怕日子要比宮外的大臣們，還要難捱。
巍峨的皇宮看起來十分偉大，但本質上是十分單調的。
即便宮墻之上，有雕梁畫棟的圖案，以及其它各種浮華的裝飾，紫禁城也不過是同一種模式的重復。
春去秋來，宮女們把身上的皮襖換成綢子，再換成輕紗，再換成皮襖，又按季節和溫度的變化，把用以裝飾的花卉從房子中按順序取出，反正無非是那麼幾樣。
宮里數量龐大的仆人，他們落葉打掃，御溝疏通，和皇帝一樣，過著日復一日，日日相同的生活。
這一切的一切，都無法改變一個人精神世界的空虛和寂寥。
在按著既定的劇本而逐漸流逝的時光中，沒有驚心動魄，沒有神奇境遇，這種死氣沉沉的冷酷氣息籠罩著皇帝，終其一生，也不曾改變。
因為說到底，萬歷的廟號雖然叫做「神宗」，但他并不是神，他無法和這個世界抗衡，他也無法擊敗大臣們，他只不過是個普普通通，擁有血肉之軀的人罷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