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九品芝麻官」由影視作品深入每個人心中，也讓人對它產生級別很低的刻板印象。但清朝的官職有九品十八級，真要計較起來，它可不是最低的等級，甚至能夠做到九品官，在當時階級流動不算便捷的社會中，可以說非常難得。
類比今日的編制，能夠有一個正式編制，多少人會大呼安心？那麼古代的官員會有怎樣的編制呢？又對應怎樣的職位呢？「編外」如何升職成「編內」？一起來看看清朝的地方縣制。
（中國地圖）
清朝的官制沿襲明朝的傳統，有九品十八級，分中央和地方兩類官職。我們今天說的縣制就是地方官職。
地方分省、府、縣三級，類似于我們現在的省、市、縣。
當然他們也有少數民族自治區，叫做土司。古代皇權不下鄉，所以縣以下雖劃分鄉、里，但鄉只是地理上的區別，甚至到了清代已經名存實亡。歷朝都是通過縣級政權，來收稅、征兵、實行統治。郡縣制是以地緣政治來劃分人群，以鞏固皇權的，可以說它上承皇帝，下接百姓，任何自上而下的各項政令，都要由縣一級的政權向百姓推廣。它是國家的重要關節點。
以往被稱為「父母官」的通常是縣官，知縣是國家政權最接近百姓的官員，相當于政府的基層支撐。
（《清會典》書籍圖片）
清朝在《清會典》、《吏部處分則例》中對縣署制定了有關的法規條例。清代縣一級的朝廷命官人數極少，大縣設知縣、縣丞、主簿、典史各1人，中縣設縣丞或主簿，只選其一，小縣則不設縣丞與主簿。
每一個縣的縣級行政官員，最少兩人，最多四人，再設一些教諭、訓導或巡檢，在安全、文化方面加以協助。
可一個縣政府就只有這麼幾個人嗎？并不是。所以，在縣政府當中也有合同工，他們不像有編制的公務員一樣，福利待遇這麼好，但是他們也可以擁有從單位獲得的報酬。
（清代縣衙模擬縮略圖）
這樣的合同工，在當時還有幕僚、三班衙役、六房書辦、鄉里保甲等，主要看縣官的需求。
知縣負責總攬全局，就像我們的現在縣長，掌管全縣的賦稅征收，決斷行遇，勸農莊稼……幾乎無所不包。
典史一般負責縣里的司法處理、告狀事務，管理監獄和司法。而縣丞就類似常務副縣長，分擔知縣統籌之下的各方瑣碎事物，比如與各部門的負責人進行溝通。
到了清朝后期，負責處理縣里事務的縣丞，就成為了實際上的縣長。
主簿主要負責處理文書，或專管部分縣里的事物，或許是銀錢、糧食，或許是戶籍，或者是巡捕等。如果沒有對應的部門官員，那麼這些職務都會讓主簿擔任，相當于縣政府的辦公室主任，有時候看情況也會擔任局里的局長。
清朝的地方和中央一樣，也設立六部，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房，分管辦理日常事務。而這部分的內容主要是由典吏，即文書負責。
三班衙役，就是我們平時看電視的時候，最經常看到的知縣升堂，站在兩旁的人或者是巡邏的人，或者是運官糧的人。他們大多為本地人擔任，父子相承，世代執行。雖然他們有國家給予的工錢，但是不足以養家，一般來說仍屬賤籍，主要是借勢狐假虎威，從中牟利。
那麼其他人的工資從何出呢？他們能不能夠擁有編制呢？清朝也有從「體制外」轉入「體制內」的流程。
「官吏」一詞，我們經常連起來說，但他們其實是兩種不同的級別和職責，當時吃「公家飯」
的人分為「官」和「吏」兩種。「官」，一般負責整體領導，很少直接與老百姓接觸，不排除一些清官十分的親民。而「吏」負責的是具體事務，直接和老百姓接觸，一般來說，吏員的數量都是多于官員的。
吏員當中的頭頭，就是所謂的「班頭」可以從朝廷中領工資，比如縣里的六房長官，可以領一份數量不多的糧錢。
但更多的是，通過朝廷給他們的權力，獲得自己的一份「工錢」，比如三班衙役借勢魚肉百姓。
（清末衙役老照片）
可以看到幕僚的報酬，會由縣官自己掏腰包發。衙役只發微薄的工時費，沒有正式工資。書辦的工時費也沒有，只能賺取一些抄寫費，所以他們很多時候生活是清貧的。
那是什麼讓他們堅持下去呢？
（清朝考場圖）
清朝有一套「吏員考職制度」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進行相應考核。一般而言，吏員的任職期限是五年，任職期滿后，如果想升職就可以到京城參加考核，一般在每年的七月舉行，成績優秀便可以授予正式官職。的確有一些吏員，後來由此做到高級官員，但如果沒有背景，能夠做到高級官員的吏員都是極少數。
（《九品芝麻官》影視截圖）
所以，在清朝成為有品級的「入流官員」很難。哪怕你現在的職務對應的是，現在縣里局長的級別，你也不一定能有品級，是「體制內員工」。
即使有「吏員考職制度」也是難得，所以「九品芝麻官」在影視劇集呈現的，始終是個人個例，若總用來形容一個人的旅途不順，不夠準確。畢竟，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縣里的大多數官員甚至都沒有品級，而是在「不入流」
的位置上，「不入流」之下，還有吏員。所以「九品芝麻官」也是官，始終是高出一截。
（清朝正九品官員官府圖飾）
縣里除了文官，還有武官，但是武官的品級十分多樣，也和這個縣的規模、軍事重要性有關。五官有從三品、正五品，看起來比文官級別高，但秉承著「重文輕武」的思想，武官地位比文官要低得多。
（清朝武官繪圖）
所以，清朝的官職自上而下有著完整規范。
底層管理，從行政運行、社會安全，再到外敵防御，甚至還考慮當地官吏的心理，讓他們能夠看到升遷的希望，設想周到。但也得承認，為了節省支出，給吏員的工資太少，而他們也會為了生活，用政府的公權力謀利，比如勒索。在當時，吏員勒索百姓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。
但縣官們認為，衙役辦差向當事人收取的車費、旅費、鞋襪費、飯費，及茶水錢都屬于正常收費，只是不準借機勒索敲詐。而這些最后都是不成文的規則，也叫做陋規。
比如衙差辦案，如果交通不便，甚至還要住在那人家里，當事人得殺雞款待，小心伺候，臨走時還需送紅包，否則衙差會用大枷鎖戴在當事人的身上，施以威脅。取保的嫌飯還得找鋪保，這又需縣里的書役做介紹書，中介費和擔保費又可以撈一筆。關押在牢里的嫌犯，更需要用錢打點。
（清末戴枷鎖的犯人老照片）
但這些都在清朝都不算違法，所以從勘察現場到審結案件，各種規費可達數萬文銅錢。
對老百姓而言，按規矩收錢的衙役，已經算是好人了。
為了節省行政成本，不給吏員發放足夠的工資，卻又讓他們掌管實際事務，擁有實權，直接和老百姓溝通，讓老百姓與上層統治，有著不小矛盾。
這不僅影響著政府的公信力，也影響著政府的正常運行，還增加了許多行政成本，這種畸形的吏員政治也造成了許多的惡果，沖擊著政府的統治。直到清朝末年，清政府進行了官僚制度的近代化改革，這一現象才有所改變。
總的來看，我們會發現清朝官制的確分散了許多官員的權利，可是，「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。水則載舟，水則覆舟。」
只是考慮皇權而不考慮民權，最終導致的就是吏員政治的惡果。當權力分散之后，行政成本又未進行提升，真正負責民生、管理百姓的人反而不能夠得到合理的報酬，進而魚肉百姓，殘民害理。導致清朝中葉時，吏員、幕僚已經成為積重難返的弊病了。畢竟，「任你官清似水，難免吏滑如油。」
這樣的管理漏洞，其實是可以快速解決的小問題，但是統治階級的傲慢與壓迫，讓他們等到發現，為時已晚。積重難返的不是行政弊病，而是千百年來統治階級的高高在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