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明世宗朱厚熜）

嘉靖十三年，公元1534年。

這一年，剛剛出生兩個月的皇長子朱載基突然暴病，很快便薨逝了。

五年之后，皇帝又把皇次子朱載壡立為了太子，沒想到朱載壡成為太子后僅幾天就患了怪病，經治不愈，很快也薨了。

倆寶貝兒子相繼去世，明世宗朱厚熜的內心十分悲傷，他痛苦萬分，立刻跑到自己的道學老師陶仲文的住處去訴苦。

嘉靖信道，這是眾所周知的。

從嘉靖二十一年，公元1542開始，皇帝就整天把自己關在屋子里求仙煉丹加問道，以及順便研究一下如何能長生不老，而陶仲文則是皇帝從民間尋訪而來的高人，專門負責輔導皇帝道學方面的功課。

作為皇帝的道學上師兼精神導師，陶仲文對皇帝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。

在皇帝眼里，陶道士不是一個符水哩劍，招搖撞騙的江湖騙子，而是一個大徹大悟，通曉世間真理的高人和奇人。

現在自己死了兒子，當然要去找陶仲文這樣的大師去溝通，從而尋找到緩和自己悲傷的方法。

對于嘉靖皇帝的突然來訪，陶仲文是十分無奈的。

我就是個打工的，你給我發工資，我負責給你講經煉丹，你難受你找心理醫生啊，你找我有啥用？

死的是你兒子，又不是我兒子，跟我有什麼關系？

（陶仲文 形象）

不厭其煩的陶仲文想推說自己有事兒趕緊把皇帝打發走，沒想到嘉靖皇帝見到陶仲文，撲通一聲就坐了下來，拉住陶仲文的手，一把鼻涕一把淚，將喪子之痛娓娓道來，可就不打算走了。

陶仲文沒辦法，這畢竟是自己的領導，是讓自己升官發財的搖錢樹，他必須想個法子把皇帝給糊弄過去。

于是，在陶仲文對皇帝的寬慰之下，一個巨扯無比的理論誕生了。

這個理論的名字，叫做「二龍不相見」

皇帝問陶仲文，自己的兒子為什麼接連死去，陶仲文表示，這是因為你朱厚熜是大明天子，即為世間真龍，而你的兒子們也是龍，只不過還沒長大，不能叫做真龍，只能叫做潛龍，潛龍幼小，又見識淺薄，而真龍則氣勢逼人，不怒自威，潛龍見了真龍，承受不住真龍的威壓，就會相繼死去。

不得不說，陶仲文胡說八道還是有點水平的，這一套理論掏出來，不僅把皇帝喪子的前因后果說得明明白白，還順便拍了皇帝一波馬屁，可謂一箭雙雕，一石二鳥。

聽完陶仲文一頓吹噓的皇帝果然有些目眩神迷，喜不自勝，他當即決定，既然陶道士提出了「二龍不相見」這個說法，那麼自己以后就決然不會再和自己的兒子們見面。

所以，我們本篇文章的主人公朱載坖，在其作為皇子的很長一段時間里，都是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的。

（明穆宗朱載坖）

這是一個極度缺乏父愛，也極度缺乏關心的兒子。

并且，如果不是嘉靖的長子，次子，以及四子朱載圳的接連薨逝，皇位是根本輪不到他的。

不過，作為嘉靖皇帝的第三個兒子，他雖然不了解父親的為人，但卻十分了解父親執政的風格。

嘉靖皇帝就像靜靜地躺在路中央的石頭子，就像是矗立在道路兩旁的行道樹，就像是在moba手游中看著隊友們奮力廝殺自己卻選擇了掛機的玩家一樣，皇帝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早已經悟出了明王朝政治的真諦，那就是：打太極。

要讓政令不由己出，要讓所有的事情都交給別人去辦。

皇帝掌握權力時，是眾矢之的，是全民公敵，文官集團會擰成一股繩來對抗皇帝，而當皇帝把權力下放到文官群體中時，文官們就會自動解除同盟而為了搶奪權力相互廝殺。

只有讓大臣們爭，讓大臣們搶，身為帝王的嘉靖，才能永遠處于不敗之地。

什麼事都不要做，那就什麼責任都不必承擔。

是啊，千言萬語，不如沉默，機關算計，不如掛機。

（朱厚熜的「太極」政治）

如果你不去說一句話，那麼你將永遠是這句話的主人，而如果這句話你說了，那麼你將永遠是這句話的奴隸。

同樣的道理，做事也是這樣，不做是主人，做了便是奴隸。

所以，把事情交給大臣們去做，交給內閣去做，交給六部去做，交給三法司去做，交給百官去做，交給大明兩京一十三省去做，交給奸詐可惡的嚴嵩去做，交給剛正不阿的夏言去做，交給愛玩「無間道」的徐階去做，交給名聲漸起的張居正去做，交給那個提前打好了棺材，打算好好教育一下自己的海瑞去做。

這，就是嘉靖皇帝的一生，他在那一方小小的蒲團上度過了自己的一生，混沌而迷惑，光怪又陸離。

嘉靖四十五年，公元1566年，嘉靖皇帝大行而去，龍馭上賓，傳位于其子朱載坖，即隆慶皇帝。

關于隆慶皇帝，人們最為津津樂道的，恐怕不是他短暫執政的六年都干了些什麼，而是他十分滑稽的死因。

《國榷》：甘脆肥膿，腐腸之藥。倘不亟戒，萬一起居失調，悔將奚及！

有很大一部分史書的記載顯示，隆慶皇帝死于縱欲過度。

皇帝一不愛飲酒，二不愛花錢，三不愛大興土木，四不愛勞民傷財。

甚至，在某種程度上，隆慶皇帝還很有明君之象。

從嘉靖皇帝執政的中后期開始，明王朝在軍事格局上就始終存在著「南倭北虜」的隱患。

（北虜）

所謂南倭，是指東南沿海地區有大量流亡的日本武士肆虐，而西北地區則有蒙古人頻頻滋擾，隆慶皇帝親政后不久，很快雙管齊下，完美的解決了這個問題。

在嘉靖皇帝的年代里，處理南倭北虜的方式無非是你來鬧事兒，我就派兵收拾你，但無論是倭寇還是胡虜，他們都采取了靈活作戰的方式，你來我就撤，你走我再來，所以這種依靠暴力維持邊境穩定的方式并不是很有成效。

新上台的隆慶皇帝總結父親嘉靖的經驗和教訓，很快看出了一些不同尋常的端倪。

蒙古人在邊境地區強取豪奪，是因為明王朝斷絕了和蒙古人的貿易合作，游牧民族就算能每天安安靜靜地窩在沙漠里吃沙子，但總也需要吃穿用度，他們并不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無法滿足他們的生活所需，明朝又關閉了邊境貿易，所以他們只能用搶的。

面對這樣的情況，隆慶皇帝果斷開關，在邊境地區開設貿易市場，蒙古人眼見明朝在邊境開了便民超市，旋即放棄了暴力擄掠的方式，開始和和氣氣的和明朝做起了生意，自此，從隆慶皇帝時期到滿清崛起時，九邊再無烽煙，困擾了明王朝百年的胡虜問題得以解決。

北虜問題的根源，在于沒能和平穩定地開展雙邊貿易合作，而南倭的問題，則在于倭寇往往和當地的漁民相互勾結，變成一股十分難以鏟除的勢力，肆虐浙江和福建一帶。

那麼問題來了，老實巴交的漁民為什麼會鋌而走險，和倭寇勾結到一起呢？

答案很簡單，因為明朝的海禁政策。

從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時期開始，明朝對沿海居民就施行片甲不留的海禁政策，即漁民不許造船，更不許乘船出海，不許打漁，更不許從事和海洋貿易有關的一切工作。

老百姓靠山便吃山，靠海便吃海，朝廷這麼一整，無異于斷了百姓們活路。

（南倭）

苦于海禁政策的漁民們生計沒有著落，只能和倭寇合作，以此維生，而如此一來，便形成了民寇勾結的惡性循環。

不過，在隆慶皇帝面前，這樣的惡性循環并不復雜，似乎只不過如疏通堵塞的水龍頭一樣簡單。

不久之后，皇帝全面解除了海禁政策，鼓勵漁民出海遠游，提倡他們用大海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，而如此惠民的國策很快使漁民朋友們不再依靠倭寇，無法和本地勢力相互勾結的倭寇又被隆慶皇帝所派出的軍隊清繳，由此，南倭問題也基本結束。

南倭北虜，這個困擾了嘉靖皇帝將近半生的問題，就這麼風輕云淡地被隆慶皇帝給解決了。

作者以前曾經寫過一篇有關隆慶皇帝的文章，那篇文章的主題大概是闡釋一下朱載坖在還是裕王時，是如何擊敗競爭對手景王朱載圳，進而成為皇帝的。

（朱載圳 形象）

當然了，其實這個問題沒什麼好討論的，因為景王朱載圳不是被朱載坖擊敗的，而是他自己提前薨逝，喪失掉競爭權的。

在那一篇文章里，作者也大概提了一嘴「南倭北虜」的問題，并且評價隆慶皇帝不失為一代雄主，但奇怪的是，有相當一部分讀者認為把「雄主」這樣的稱謂放到朱載坖的身上實在是不太合適，因為大家大概也都知道，朱載坖同志雖然工作勤勉，干了不少實事兒，但卻是個極好女色的人，只要下了朝就往后宮跑，不玩到筋疲力盡絕不出來，到后來身體每況愈下，皇帝竟然不惜大量服用春藥來維持自己的精力，結果這麼一頓折騰，皇帝的健康狀況急速下降，很快就駕崩了。

這麼一個沉迷情色的短命君王，何談雄主？

但我想說的是，沉迷情色雖然絕非好事，但這并不影響朱載坖是個好皇帝。

在傳統意義上，似乎只有那些開疆拓土，曾經制造過宏大場面，有過大動作，在歷史舞台上表現十分亮眼的帝王，才能稱之為雄主，譬如漢武帝，唐太宗，明成祖。

但我們要明白的是，漢武帝如此窮兵黷武的發動戰爭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不受侵略，唐太宗用盡一生的時間，致使四方來朝，八方拜服，是為了讓大唐國力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擾，從而蒸蒸日上，而明成祖五征漠北，六下西洋，同樣是為了要打造一個安定繁榮的大明盛世。

既然他們可以稱之為雄主，那麼革弊施新，親賢遠佞，兵不血刃的平定南倭北虜，還天下一個太平，讓大明在萎靡不振的狀態下重現生機的帝王，為什麼不能稱之為雄主？

在隆慶的年代里，沒有戰爭，沒有血雨腥風，沒有劇烈的黨爭，也沒有許多受苦受難的百姓。

作者以為，這個世界上最為強大，最能令人折服的武器，絕不是暴力和征服，而是忍耐和愛心。

而極富忍耐力和愛心的隆慶皇帝朱載坖，終將成為一代雄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