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近代歷史的開端，一般被認為是始于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在這一年里，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。由于清政府長期閉目塞聽，積貧積弱，不到兩年清軍宣布戰敗，中英簽訂《南京條約》，為晚清中國喪失主權的開端，正式進入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」。

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后付出的代價，我們今天看來乃是喪權辱國，但對當時的清政府而言，只算栽了一個小跟斗。畢竟當時英國的軍隊沒有打到京城，《南京條約》的簽訂也只是賠點錢以換取和平，清政府估計覺得還不算太虧。因此條約簽訂后，道光還安安心心地當了近十年皇帝，這期間未見清廷有任何改革圖強、一雪前恥的積極舉措。

由于清廷的因循守舊，不思進取，戰后不到二十年，便迎來了第二次鴉片戰爭。這一場戰爭付出的代價更大，英法聯軍直接兵臨城下，將咸豐皇帝趕出京城，還一把火將皇家宮苑圓明園燒成白地。

戰后簽訂的中英、中法、中美、中俄四國《北京條約》，也新增了更多讓渡主權的屈辱條款。

在大部分人的觀念中，簽訂不平等條約最為屈辱的條件，莫過于損害國家的主權，因此即便是在城下之盟的談判中，也應該盡可能減少主權的喪失。但在當時清朝統治者的眼中，向列強割地賠款好像是次要的事情，他們所反復糾結的，反而是要不要接受外國大使當面呈遞國書，應不應該和洋人見面。

清朝在近代外交上的落伍，應該是始于乾隆皇帝。彼時清朝長期以天朝上國自居，別國要麼是藩屬，要麼是蠻夷，絕無近代國家平等外交之觀念。乾隆、嘉慶年間，英國兩次遣使來華請求通商，都被清政府誤認為是來進貢，且兩次都因為在外交禮儀上無法達成一致鬧得不歡而散。

不過，乾隆和嘉慶就是再不懂近代外交，但畢竟還親自接見了外國使臣。后來清朝的皇帝患上「恐洋癥」，不敢和洋人見面，是從道光皇帝開始的。如在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），有這樣一道給兩廣總督耆英的諭旨：

「耆英奏咪唎（口堅）夷使呈出國書，停止北上并議定條約一摺。該夷使請求北上，意在親遞國書，經該督反覆曉諭，始據該夷使將國書呈出，求為代奏，不復希冀進京。

其所呈條約清冊，亦經逐款議定。所繳國書，著俟譯出后遇便呈覽。」

道光諭旨中提到的咪唎（口堅）為美利堅，也就是我們平常說的美國。在文書中給別國名稱加犬字或口字偏旁，是當時清朝對待歐美諸國的慣常做法，英國和法國也不例外，表示清朝始終以未開化之蠻夷視之。

一國外交大使向另一國元首當面呈遞國書，本來是一件合理正當的要求。然而，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，道光一方面看不起洋人，另一方面又害怕洋人，因此當美國大使向兩廣總督提出要向清國皇帝當面呈遞國書時，道光讓耆英「反覆曉諭」，就是不讓他進京面見皇帝，有什麼事情跟當地的督撫談就可以了。

道光不愿接見外國公使，而讓地方督撫處理外交事務，這種甩手掌柜的行為，導致清朝在對外事務上更加被動。

該年，耆英被美國脅迫簽訂《望廈條約》，美國不費一兵一卒，便獲得了與英國相當的在華權利。

道光去世以后，咸豐皇帝繼位。咸豐登基時才20歲出頭，但卻繼承了其父親頑固的外交觀念，對外國大使當面呈遞國書一事非常抗拒。如咸豐三年（1853年），美國又派大使來華要求呈遞國書，咸豐下旨嚴飭地方大臣：

「中國撫馭外藩，惟年班及入貢諸國陪臣，乃有請覲之例。該國遠隔重洋，素敦禮義，中外禮制，自所深知。但須恪守條約，照舊通商，正不必遣使入覲。」

在咸豐心中，還是那套四方來朝的陳舊外交觀念，如果不是中國的藩屬，那便沒有資格面見大清皇帝。后來咸豐閱讀了翻譯成中文的美國國書，還大言不慚地評論說：「閱所進國書內，該國王竟自稱朕，實屬夜郎自大，不覺可笑。

」當時美國早已經打完了獨立戰爭，根本不存在國王一說，可見當時的清政府根本沒有意識去了解外面的世界，以為普天下國家的政治體制都與中國一般。倒不知是誰坐井觀天，夜郎自大了。

后來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，英法聯軍都打到家門口了，咸豐最為關心的，還是不能讓外國人進京和他見面：

「現在（口英）酋吧嗄禮、（口佛）酋吧吐噠美哩噔等，在通與載垣等相見，又復另生枝節，欲求面遞國書。載垣等再三開導，堅執如故，夷情恣肆，恐撫局終成決裂。」

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，咸豐皇帝因為對洋人實力不了解，一直持戰和不定的態度，這也直接導致事態不斷升級。英法聯軍攻入通州時，曾派出使者巴夏禮等入京與咸豐談判，咸豐則堅決不允。事實上，如果當時咸豐肯出面與洋人交涉，顯示出誠意，盡管仍不可能簽下平等條約，但絕不至于搞到京師被攻占，圓明園被毀的地步。

結果咸豐剛愎自用，選擇了扣留外國使者，寧肯與英法聯軍決裂也不愿讓洋人當面向他呈遞國書，導致戰爭的形勢走向了最壞的結局。

咸豐從京城逃往熱河，把和洋人談判的爛攤子丟給了弟弟恭親王奕訢。《北京條約》議定之后，咸豐對割地賠款等條約都沒有異議，卻還是糾結于洋人要呈遞國書這個問題，表示如果不把這個問題解決，他就堅決不回北京：

「二夷雖已換約，難保其明春必不反覆，若不能將親遞國書一層消弭，禍將未艾。即或暫時允許作為罷論，回鑾后自津至京要挾無已，朕惟汝等是問。」

事實上，咸豐不僅認為自己與洋人見面是奇恥大辱，即便是弟弟代替自己接見洋人，已經非常丟臉，因此責怪手下眾臣說：「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，致令夷酋面見朕弟，已屬不成事體。

」恭親王冒著生命危險留在京城和洋人談判，誰料在咸豐看來，卻是丟了他的面子。亦可見當時清朝統治者的外交觀念，已經扭曲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。

咸豐皇帝因受打擊過大在熱河去世，留下年幼的同治皇帝繼位。

雖然《天津條約》賦予了歐美各國在京城建立領事館的權利，但清政府仍固執地認為外國公使不宜直接覲見皇帝，否則有失大清體面，于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，都以同治皇帝未成年為由，拒絕外國大使向同治當面呈遞國書。直到同治皇帝成年，清政府已沒有理由繼續阻礙洋人的要求。同治十一年（1873年），剛滿18歲的同治皇帝于紫光閣內，先后接見了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，以及俄國、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荷蘭等國的駐華公使。